周揚15歲結婚，結婚前就離開了家鄉(xiāng)，到益陽縣城和長沙讀書，1926年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夏大學讀書。周揚讀書勤奮是有名的。在上海翻譯《安娜·卡列尼娜》時，幾個月不出房門。

　　解放前周揚最后一次回益陽是1935年。周揚送元配夫人吳淑元及兩個兒子周艾若(當時8歲)、周邁回老家。吳氏還懷著第三個兒子周岳。周艾若回憶說，父親離開時，說好第二年暑假來接我們，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沒有來。父親到了延安，也有來信。他還寄書寄衣服。他那時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剛剛出版，也寄回來。但別的事情，一直瞞著母親。后來，日寇占領江南，以后又是內戰(zhàn)，父親音訊全無。一直到1941年，母親偶然知道父親另有家。她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父親給郭沫若的一封信里，最后提到孩子在上幼兒園。母親知情后，病了，從此一蹶不振。

　　解放后周揚兩次回益陽。第一次是周立波陪同回益陽。具體情況沒有記載，無從考證。第二次回故鄉(xiāng)是1980年4月19日。那時，我已在文聯(lián)工作，參加了接待，見到了周揚和夫人蘇靈揚。事隔三十多年，記憶雖模糊。但周揚的那種“派”，那種目光以及蘇靈揚的小巧身材和蠻端正的五官，讓我記憶猶新。許多回憶文章說，周揚自小美姿容，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周揚當時給我的印象正是《晚年周揚》一書封面照片的模樣——穿著中山裝的一位慈祥老人。

　　那天，他到自己的出生地——新市渡鄉(xiāng)田莊灣村看望鄉(xiāng)親，并提出要看一場花鼓戲。益陽縣領導推薦了兩出戲：一出是縣劇團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戲《浪子吟》，另一出是古裝戲《桃源洞》。周揚表示愿意看《桃源洞》。他對縣委書記說：“姓古有什么可怕，古為今用嘛!古裝戲中有好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劇目，為什么不可以演?花鼓戲是湖南的地方劇種，益陽是花鼓戲的窩子，記得我在家做孩子的時候，地方上一開鑼就唱花鼓戲，這樣的民族文化遺產(chǎn)為什么不可以繼承?我看古裝戲是可以的。”“書記同志，我告訴你一條原則，迷信不能搬上舞臺，神話可以演；色情不能搬上舞臺，愛情可以演，我看只要處理好這些關系，古裝戲就可以演。”

　　當天晚上的演出不算成功，但周揚和他夫人蘇靈揚仍興趣勃勃地觀看了這場戲，演出結束后，接見了劇組全體人員，和大家合了影。周揚不顧天已很晚，應邀為益陽縣花鼓戲團題寫了“推陳出新，創(chuàng)新改革，使花鼓戲成為盛開的鮮花，齊鳴的鼓”的題詞，還參加了座談會。周揚在座談中指出：要分清愛情與色情，神話與迷信，道教與佛教。這三個區(qū)分是針對《桃源洞》的本子和演出出現(xiàn)的混亂而言的，對古裝戲的改編與演出有普遍意義。題詞也是有感而發(fā)。“推陳出新，創(chuàng)新改革”是周揚對戲劇一貫的思想，從建國開始，一直成為戲曲工作的指導方針。“盛開的鮮花，齊鳴的金鼓”，是周揚對戲曲功能的形象表述，戲曲既具有休閑審美的功能，又具有戰(zhàn)斗武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