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既是宏觀理論問題，更是具體學術實踐問題。筆者研究中國小說史已有三十個年頭，主要研究領域有四：小說評點、小說術語、小說文體和小說批評。這四個領域都涉及小說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且都以實現(xiàn)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本土化”為宗旨，可看作立足文化主體性，來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一種學術探索。

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本土化”，首先要實現(xiàn)的是研究觀念的“本土化”。我們以“小說術語研究”為例：在中國小說史研究中，“小說”和“敘事”兩個觀念最為重要?！靶≌f”與“novel”的對譯，“敘事”與“narrative”的對譯，是20世紀以來影響中國小說研究最為重要的兩個理論觀念。前者確認了小說的“虛構”屬性，故“虛構”成為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觀念。后者限定了小說的“故事”特性，故有無“故事”成了判定一部小說的基本標準。

一般認為，現(xiàn)代“小說”觀念是從日本逆輸而來的，“小說”一詞的現(xiàn)代變遷是將之與“novel”對譯的產物；其中最為本質的是小說觀念，以梁啟超和魯迅對后來小說之研究影響最大。一方面，經過梁啟超等“小說界革命”的努力，小說地位有了明顯的提升，“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觀念在20世紀初被不斷強化。而魯迅等的小說史研究更是以新的文學史觀念和小說觀念為理論指導，其中最主要的即小說乃“虛構之敘事散文”這一特性的確立。“敘事”觀念亦然。浦安迪謂：“‘敘事’又稱‘敘述’，是中國文論里早就有的術語，近年來用來翻譯英文‘narrative’一詞。”“簡而言之，敘事就是‘講故事’?！边@一符合“narrative”的解釋是否完全適合傳統(tǒng)中國語境中的“敘事”？或者說，“敘事”在傳統(tǒng)中國語境中是否真的僅是“講故事”？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以“虛構”和“故事”來評判中國古代小說，其實是不全面的，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實際情況也有所偏離。如“novel”“虛構之敘事散文”的內涵與“小說”在傳統(tǒng)中國的所指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它所對應的主要是元明以來的長篇章回小說。故“小說”與“novel”的對譯實際縮小了古代小說之外延，而外延的縮小帶來的是對古代小說史的遮蔽；這或許是20世紀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最大弊端?！皵⑹隆庇^念亦然，“敘事”內涵在中國古代絕非單一的“講故事”可以涵蓋，這種豐富性既得自事的多義性，也來自敘的多樣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類、故事等多種內涵；而敘也包含記錄、敘述、羅列、說明等多重理解。對“敘事”的狹隘理解是20世紀以來形成的，直接導致了認知偏差，這在筆記體小說的研究中表現(xiàn)尤為明顯。

其次要實現(xiàn)的是價值標準的“本土化”。以“小說文體研究”為例：翻檢中國小說文體研究史，我們發(fā)現(xiàn)小說文體史上一些大的判斷有明顯的偏差乃至失誤。譬如關于中國小說文體源流的闡釋，小說研究史上有不少頗為流行的觀念：

以“虛構”為標尺，認為唐傳奇是中國古代小說中最早成熟的文體，所謂小說的“文體獨立”“小說文體的開端”等都是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耳熟能詳?shù)谋硎?。以“故事”為基準，故事的長度和敘事的曲折程度是衡量小說文體價值高低的標準；于是粗陳梗概的筆記體小說自然與敘述婉轉的傳奇體小說分出了高下，傳奇體小說成了文言小說中最成熟的文體形態(tài)。另外，從“虛構”“故事”和“通俗”三方面立論，認為以章回體為主的白話通俗小說是古代小說的主流文體；并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念的影響下，構擬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指白話通俗小說）”的“一代文學”之脈絡；還循此推演出了古代小說文體實現(xiàn)了“由雅入俗”之變遷的結論——通俗小說由此而成了中國古代小說的主流文體。這些思想觀念已然成了中國小說史研究中的定論，但實際情況大可辨析。

中國小說史研究還顯現(xiàn)了強烈的古今差異：由重文輕白漸演為重白輕文，從重筆記輕傳奇變而為重傳奇輕筆記。古代小說乃“文白二分”，文言一系由筆記、傳奇二體所構成，在古代中國，小說之重文輕白、重筆記輕傳奇是一貫傳統(tǒng)；而20世紀以來的古代小說研究的基本格局則是重白輕文和重傳奇輕筆記。觀其變化之跡，這一格局的形成一在于思想觀念，如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看重小說之“通俗化民”；一在于研究觀念，如魯迅等“虛構之敘事散文”的小說觀念與傳奇小說、白話通俗小說更為契合。這一格局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但也在某種程度上使中國小說研究與傳統(tǒng)中國小說之本然漸行漸遠。長期以來，我們對于古代小說的文體研究持思想、形象、結構、語言的四分法，且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結構的完整性和語言的性格化在小說研究中幾乎成了恒定的標尺，并由此判定其價值；這一價值尺度其實也與古代小說頗多悖異。

此外，還要實現(xiàn)方法路徑的“本土化”。我們以“小說評點研究”為例，著重討論以下三種路徑：

一是“物質”的小說評點研究。在小說評點研究中引入物質維度，基于兩種研究觀念的支撐：“傳播”觀念及其方法的運用和小說（主要指白話通俗小說）作為文學商品的定位。在評點所涉及的諸種文體中，小說是一種有著特殊藝術品格的文體樣式，具有濃重的文學商品化的特色；小說評點也相應地染上了文學商品化的色素。從物質維度看待小說評點，書坊與印刷是最值得關注的兩個對象。而在書坊與小說評點的關系上，建陽書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其中又以余象斗的“評林體”為典型個案。同時，隨著小說評點的出版中心由建陽向蘇杭的轉移，小說評點的物質內涵有明顯變化，尤其是印刷技術的提高對小說評點形態(tài)產生了深遠影響。至晚清民初，伴隨著小說評點的新載體——報刊的崛起，報刊小說評點開啟了小說評點的新紀元。

二是“大文體”格局下的小說評點研究。所謂“大文體”格局是指古代小說文體有一個重要特征——正文之外大多有評點與圖像，用于探究和揭示古代小說“正文—評點—插圖”三位一體的文本形態(tài)。對于這一現(xiàn)象，學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雖然小說評點研究、小說圖像研究都非常熱鬧，但研究思路還是以文學批評史視角和美術史視角為主體，對古代小說“圖文評”結合的價值認知尚不充分。一方面，研究者對圖像與評點的價值功能給予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卻又在整體上試圖割裂評點、圖像與小說正文的統(tǒng)一性，遮蔽了評點和插圖在小說文體建構過程中的能動性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從小說史研究角度而言，“大文體”觀念的提出是要求重建關于小說評點和小說插圖的認知，將小說的文體研究范圍拓展到小說文本之全部，包含正文、插圖、評點（含注釋）等；從而揭示“圖文評”三者在小說文體建構中的合力效果和整體意義。

三是西學浸染下的小說評點研究。小說評點研究的路徑和方法當然離不開西學的浸染，因為“以西例律我國小說”是20世紀以來小說史研究的通例。從理論方法而言，小說評點史研究與西學的關系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副文本理論與小說評點“圖文評”結合的文本形態(tài)研究，“新批評”與小說評點文本細讀之異同研究，敘事學與小說評點的相關性研究，書籍史與小說刊本的形態(tài)研究、讀者意識理論與小說評點之關聯(lián)性研究等。以上這些理論學說大多思想深厚，方法新穎，也頗切合小說評點史之實際，可在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加以改造。

綜上所述，20世紀以來的小說史研究在研究內涵、價值評判和方法路徑等諸多方面都表現(xiàn)出了不少值得反省和改造的地方；其中“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影響最大。因此，中國小說史研究要獲得更大的發(fā)展，研究觀念、價值標準和路徑方法的“本土化”是其中最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